第 四十一 期　　　 
2007年11月1日　　深圳会展中心资料室编
 
 会展动向
中国国际会议的前世今生
 
来源：中国会展作者：武少源时间：2007-10-29

据世界上最大的会议产业组织——国际大会和会议协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世界上每年所举办的国际会议多达40万个，会议产值超过2800亿美元。从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举办国际会议，经历了30年的时间，形成了目前有一定规模的会议产业，2003年北京市政府出台的会展业发展统计报告中表明，仅2002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会议的数量就多达5379个。在我国，国际会议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快速发展，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产业，得益于以下主要原因：
　　一、我国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
　　目前，在我国举办任何规模的国际会议都属于外事活动，必须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后才能举办。按我国有关文件规定，会议代表来自3个或3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以交流为主要目的研讨会、报告会、交流会、论坛以及国际组织行政会议都属于国际会议的范畴。为了促进我国国际会议的发展，我国放宽了占有国际会议总量80%的自然科学类的会议审批尺度，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科技人员举办国际会议的积极性。近年来我国的许多城市，如南昌、长春、西安、沈阳、长沙、杭州等城市先后建立的城市会展管理办公室，促进本地区会展经济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对大型国际会议的支持力度。例如2004年上海市政府为了支持第2届世界工程师大会在上海举办，先后出资700万元作为大会的筹备经费。有些市政府也开始从会议源头上入手，投资大型国际会议的申办活动。世界生物材料大会是国际生物材料界层次最高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学术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2004年成都市人民政府联合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组成申办团，战胜了韩国等多国对手，夺得2012年第九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举办权，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国的4000多名专家学者莅临成都参加生物材料界的奥林匹克盛会。
　　二、大型国际会议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
　　通常举办国际组织的国际会议，其规模和影响远大于我国机构发起的国际会议。世界上的国际组织很多，根据国际协会联会的统计，全世界各类国际组织的数量近5万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国际地位也不断上升，在许多国际组织中我国都有了“话语权”，使得国际组织的大型国际会议都希望能在我国举办，近几年仅在北京就举办了规模为4000人的第39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和6000人的第28届国际心理大会几十场，这些世界性国际组织的会议都号称该领域中的“奥运会”，给举办城市的饭店旅游业带来了繁荣，在会展经济中，会议给本地区带来主要经济收入是展览会不可比拟的，北京市会展业发展统计报告中明确指出，2002年全市的会展收入为20.8亿元，主要来源于会议收入。
　　三、 形成我国自己的一些品牌国际会议
　　品牌国际会议的形成是国际会议产业的一种重要标志。目前在我国的许多行业都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会议，在国际上产生重大的影响，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博鳌亚洲论坛”，它是由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及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于1998年发起的。2001年2月，博鳌亚洲论坛正式宣告成立。论坛的成立获得了亚洲各国的普遍支持，并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从2002年开始，论坛每年定期在中国海南博鳌召开年会，目前已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再如在1990年由我国几名心脏病专家创办了第1届北京长城国际心脏病学研讨会，经过16年的发展，到2006年已在北京成功举办了17届，该会议的组织形式日趋成熟，规模日趋扩大，会议内容从单一的技术推广会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心血管盛会；从独家主办逐步发展到与多个著名国际性学术机构和国内组织联合举办；从内容单一的现场演示会发展成为多中心、全方位、立体化的现场、卫星、光纤和网络交互式学术盛会，该会议始终紧跟国际心脏病学发展的步伐和方向，成为目前心脏病学领域中最具权威的国际会议。
　　四、我国成为国外会议机构举办国际会议的目的地国家
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使我国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些国外会议机构也把他们的目光聚焦到我国，在我国举办各种国际性的论坛。例如达沃斯会议每年在瑞士会开一次年会，世界500强公司和全球领袖型公司都会参加会议，是目前为止全球非官方性的最高层次的国际论坛，通过会议交流信息、探索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从2007年开始达沃斯会议将分成两个会议：一个是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冬季达沃斯会议”；另一个就是在中国举行的“夏季达沃斯”会议。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议首次在中国大连举办。届时将有2000多位世界跨国公司的领袖、40多位国家的元首和一些政要到大连来参加会议，同期还会有3000多位世界各地的媒体到大连来采访会议。承办这种最高级别非官方的国际会议可以极大的提升我国的会议服务的水平，为现代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C5国际会议集团公司是一家跨国公司，拥有美国会议研究所，加大会议研究所和C5英国会议公司，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数百个国际会议，议题都紧紧围绕着当今世界最感兴趣的能源、贸易、法律、知识产权等领域，产业领袖、顶级行家和政府高层官员都是C5会议的主要参加者。2005年C5公司的目光开始瞄向中国，组建了C5中国公司，并先后在北京组织能源和并购会议，今年C5还将在我国举办几个有关航空和软件的高层论坛，仅5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民航发展高层论坛，就有包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主席和新加坡交通部部长等数十位民用航空界的高层人士出席，届时将有400多名来自全球民用航空的精英前来我国参加会议。
 
五、会议硬件设施基本能够满足各种国际会议的需要
　　同上世纪80年代国际会议在我国刚刚起步时相比，我国主要会议城市的会议中心和会型宾馆等会议硬件设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本世纪我国的许多城市兴建了能够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会议中心，基本能够满足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需要。除了会议中心外，我国的各个城市的宾馆饭店也得到迅速发展，例如到2008年，北京将拥有八百多家星级饭店，其中五星级饭店37家，四星级饭店83家，拥有13万张床位，能够满足参加国际会议的所有代表的住宿要求。许多宾馆饭店为了能够接待国际会议，在重新装修的过程中有目的地增加了会议的功能和设施，形成了一大批以举办会议为主业的会议型饭店。举办国际会议的高额回报也吸引了民营企业目光的关注，原来一些以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度假村发展成为会议中心，由于束缚民营企业的条条框框相对较少，一旦爆发迅猛异常，很快就会成为本地区的龙头老大，例如原来以温泉和体检闻名的北京九华山庄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会议中心，大会议室面积达4000平米，大宴会厅可同时容纳3000人就餐，会议室总面积达到了6万平米，各种规格的会议室上百个，具备了同时接待数十个中小型会议及数个大型会议的能力。目前九华每年接待会议近8000个；一些国际大型企业已成为九华的长期客户，预计2007年九华山庄将接待各类国际会议数百个，成为全国接待国际会议数量最多的会议中心之一。
　　六、会议软件机构的服务已经达到国际水平
　　由于历史的原因首先在我国组织国际会议的不是旅行社而是事业单位，例如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和中华医学会等，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会议管理机构（PCO）。像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从1985年至2006年的20年来成功地在我国组织召开了近700个国际会议。他们能够认真学习世界上先进国家举办国际会议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形成了在我国举办国际会议独特的行业特色。他们在举办国际会议中的作用是极其特殊的，除了要为会议安排住宿、餐饮、会场和仪器设备等会务方面的工作，他们更重要的服务内容是承担会议代表注册、策划各种会议活动以及处理安全保卫方面的有关事宜，有的甚至还要直接参与大型国际会议的申办等方面的工作，像这种能够为国际会议提供全方位服务的PCO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不多见的。目前虽然在我国举办的国际会议的数量还远远少于发达国家 
但是所举办的国际会议的质量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水平。
　　七、围绕国际会议的服务初步形成会议产业
　　国际会议数量的增加和国际会议的特殊要求促进了相关人才队伍和会议服务公司的壮大成熟。围绕国际会议的服务，在我国许多城市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会议产业。以同声传译为例，上个世纪举办国际会议时，我国的同声传译人才在整个北京市也不过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并且都工作繁忙，需要提前很长时间预订，有时还不能保证按期到会；如今同声传译成为一个行业，翻译公司比比皆是，同声传译人才数以千计，能够满足国际会议的各种需要。80年代在北京仅广电部机要局有一套同声传译设备，而现在北京的许多饭店和会议公司都添置了同声传译设备，价格相当便宜，使用极为方便。其他相关的会议服务公司也兴旺发达，为会议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租借展板，搭建展台，租借计算机、投影仪和幻灯机等各种仪器设备，服务专业，价格合理，效率极高，使得举办国际会议成为越来越容易的工作。
　　八、 会议教育和培训提到了日程
　　目前我国已有数十所大专院校建立了会展管理系或开设了会展专业，虽然在课程安排上仍然以展览内容为主，但是已有一些学校，例如北京联合大学、浙江大学城市管理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在教学中也相应安排了有关会议和国际会议的课程。有的学校还聘请了业界的会议专家到学校任课。专家丰富的经验改变了以往教学中从理论到理论的空谈状况，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对于今后他们从事会议产业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八、建立了专门研究会议的机构和会议论坛
　　2006年，我国成立了首个专门的会展研究机构－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下设会议组织工作委员会和会议中心及会议酒店工作委员会，深入研究我国会议方面的问题，这些机构已经陆续开展了工作。我国有关会展的研讨会和高层论坛已经举办多年，但是这些研讨会主要都是围绕展览会的内容进行的。2006年8月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会议经济发展高峰会，是我国第一个完全以会议为惟一内容的高层研讨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九、出现了专门研究会议的刊物和会议著作
　　我国宣传报道会展的刊物已经多达六刊、两报，但长期以来这些刊物主要是刊登展览会的内容，有时虽然也有会议方面的文章，但是，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会议产业的需要。2007年我国先后创刊了专门以宣传报道会议为主要内容的刊物，这些杂志对会议产业的动态进行及时报道，对不同的会议市场进行跟踪，对会议产业价值链的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提供给会议业界人士各种会议方面的信息，这些刊物的出现，必将对我国的会议产业给以极大地促进。
　　十、会议教育和培训提到了日程
　　目前我国已有数十所大专院校建立了会展管理系或开设了会展专业，虽然在课程安排上仍然以展览内容为主，但是已有一些学校，例如北京联合大学、浙江大学城市管理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在教学中也相应安排了有关会议和国际会议的课程。有的学校还聘请了业界的会议专家到学校任课。专家丰富的经验改变了以往教学中从理论到理论的空谈状况，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对于今后他们从事会议产业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我国国际会议的发展是快速的，但是比起国外发达国家我们还有较大差距。根据国际会议协会(ICCA)的年度排名，2004年在举办会议数量上，北京和上海分别排名为第11和第36名；在参会人数上分别排名为第9和第63名。从最近几年的统计数字来看，在我国举办的国际科技会议，特别是大型国际科技会议的数量呈递减的趋势，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很多，归纳如下：
　　一、 国际会议产业价值链高低端不平衡
　　处于国际会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工作是会议的策划和申办，而会场管理、住宿和餐饮活动安排等现场服务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众所周知，会议产业价值链中高端的利润率远高于低端的利润率，但是目前我国的现状却是服务于会议产业价值链高端的机构甚少，绝大多数机构都在会议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市场中打拼，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因为按照市场的规律，高利润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因此大多数会议机构不愿涉足高风险的工作。例如申办大型国际会议除了要做长期艰苦的申办工作外，一旦申办失败，全部申办资金血本无归，造成目前我国国际会议产业中的会议申办和承办完全割裂的现象，没有多少会议服务和旅游机构对申办国际会议感兴趣，而一旦会议申办成功之后却蜂拥而上，竞相争办，甚至有时出现不正当的竞争。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如不及时扭转，将会致使我国国际会议市场出现无米之炊、无源之水的尴尬局面。
　　二、服务国际会议的硬软件机构发展不平衡
　　一谈到发展本地的会议产业，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在本城市修建豪华的国际会议中心，有的城市有了一个会议中心还不满足，还要再修建几个，每个中心的主会场越大越好。好像有了梧桐树就真能引来金凤凰。其实当前阻碍我国国际会议产业发展的恰恰不是会议硬件条件不具备，而是策划、申办和组织实施国际会议的专业会议管理机构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那些专业会议管理机构也面临着艰难的脱胎换骨的改造，由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向自收自支的企业转型。但与我国的许多国有企业不同的是，中国的PCO们并没有多少家底和积蓄，甚至连办公场所都是租来的，只有储存在人脑中的智力资源如果我国不能尽快出台一些对会议软件机构的扶植政策，这些曾经为发展我国国际会议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些机构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二、 我国对MICE行业中税收政策不平衡
　　MICE是国际上对会展行业的统称，它包括会议行业、展览行业和奖励旅游行业三方面的内容。目前在我国旅游行业享受差额缴纳营业税的优惠税收政策，因此同处MICE中的奖励旅游也就当然享受优惠税收政策。同时，旅游机构在承办国际会议时也堂而皇之地享受优惠政策。我国的部分城市为了促进本地区展览行业的发展，对展览费用中的展台搭建费和场地租金也给予优惠税收政策。而我国的会议行业当然也包括国际会议行业却要全额缴纳营业税。我们知道，会议机构收到会议代表的报名费主要的用途是支付会场租金、餐饮费和住宿费，这些费用交给会议中心和饭店之后，他们又要再缴纳一次营业税，造成重复上税现象，加大了会议的成本。因此，尽管旅行社的会议服务工作并不十分到位，有些会议服务机构为了合理避税，不得不将许多工作直接委托给旅行社。由于会议服务行业的利润率本身就不很高，全额缴纳营业税给大多数会议服务机构造成了巨大经济压力，抑制了会议服务行业的生存活力，从而阻碍了我国会议特别是国际会议产业的发展。
　　四、会议管理机构中国家和地方不平衡
　　近几年来，我国的许多城市先后建立的会展管理办公室，其主要作用就是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会展行业支持，用以促进、协调和管理本城市的会议和展览的健康有序地发展。但是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产业管理机构。在其他许多国家，会议管理机构是将国际会议和旅游放到一起管理的，称为国家旅游会议管理局，例如韩国、南非和巴西就是采用这种形式。我曾多次在国际会议的舞台上遇到这些国家旅游局的工作人员亲临一线，帮助本国的机构申办大型国际会议，而费用全部由国家旅游会议管理局支付。我国的情况与这些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我国举办国际会议的主办单位多是政府机构、全国性社团，以及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把国际会议的管理放到旅游部门似乎不太合适。在我国会议行业中是否也能够成立类似于贸促会这样半官方半民间的机构，来对全国的国际会议产业进行统一的管理，制定发展会议产业政策、协调各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管理国家提供的发展国际会议的资金，制定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对在我国举办的国际会议进行评估等工作，如果能够建立这种机构，无疑会对我国的国际会议产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对展览和国际会议的资金支持不平衡
　　我国的许多展览会，特别是政府主导性展览会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名片。为了能够树立好城市形象，这些由政府倡导、支持、甚至由政府直接参与的展览会，每年都能得到数千万的开发推广费用，资金多得用不完，有的甚至每年花几百万在北京机场高速公路上树立一个广告宣传牌。政府主导型展览还有一个特点，无论盈亏政府都会继续举办，财政可以完全由政府“兜底”，买单。国际会议相比展览会的充足资金来说真是举步维艰，至今我国申办和筹备大型国际会议的资金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渠道。上个世纪，我国的大型国际会议主要集中在北京举办，这是由于在大多数国际组织中代表国家会员的各个政府机构和全国性学会主要都位于北京，申办和筹备资金主要来自各个单位的事业费。但是九十年代末深化体制改革，政府机构开始精简，压缩行政开支；全国性的学会也由于体制改革，由事业单位逐渐向企业单位过渡，国家不再为其行政拨款，这些机构将不再会有更多资金投入到申办国际会议的活动中。资金的短缺也是当前制约我国国际会议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通常申办一次国际会议的费用也就只有十几万元，但是举办这个会议却会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根据在北京地区举办的多个国际会议的统计，会议代表在会议期间的平均消费每天可高达200美元左右，这还不包括代表个人旅游和购物的消费。除了饭店外，国际会议还会给会场、仪器和设备、餐饮、购物、旅游和交通等许多有关行业带来收入，但是不知为何，许多会议城市的政府就不肯出国际会议的启动资金。
虽然以上这些问题会影响我国国际会议的前进的步伐，但是随着我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依托我国悠久的东方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我国的会议设施和旅游环境日趋完善，都会增强我国对国际会议的吸引力。国际会议协会主席曾说过：中国有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会议旅游的首选目的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为在我国召开更多的国际科技会议而努力。
 
大观园的“后遗症”——大型会议活动"后会议效应”的调查
来源：中国会展作者：戴光全时间：2007-10-22
继1999年的昆明世博会之后，2006年的沈阳园博会、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联袂而至，前不久，又从英国传来喜讯：2011年世园会花落西安。这些大型国际会议活动的举办，对提高我国及举办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及对经济的强大拉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纵观国内外此类大型活动，“后奥运现象”抑或叫做“后会议效应”又总是让这些唯美活动的后遗症裸露无遗。如何避免“后会议效应”是个值得探究和深思的问题。
　　名词解释：在学术界有一个叫做“后奥运”或者“后会议效应”的说法，究竟什么是“后奥运现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盛会曲终人散后场馆的“人去楼空”。即一些大型会议结束后，曾经热闹非凡的会议场馆很快归于沉寂。对于所谓的“后奥运现象”，有专家认为不仅仅是场馆设施赛后利用的问题。为了一届盛会，在一定程度上把建设投资与建设项目“提前支出”，可能会出现后奥运阶段的“低谷效应”。
　　在奥运会历史上，大规模的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带动国家和地区经济飞速增长。但是开完运动会以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急剧下降，造成经济滑坡，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发展停滞。
　　大型会议的“大型效应”
　　大型会议活动从举办时间和地点来看，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固定在某个地方、重复举办的大型活动，如每年一届的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每年一届的深圳“高交会”，又如每年春秋两届的“广交会”；另一类是一次性的大型活动（one-time 
mega-event），如1999年的昆明世博会、2006年的沈阳世园会，以及即将举办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西安世园会。与固定在某个地方、重复举办的大型活动不同，对于举办城市来说，一次性的大型活动具有“超常规”或者说“非常规”的特点，也就是说这样的大型活动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临时的、短暂的因素，它们是难得遇到、难以争取的，有些甚至是“百年一遇”的。因此，对于这样的大型活动，一些城市往往是热情有加，不遗余力。
　　加拿大著名学者Getz教授研究认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一次性的大型活动具有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把大型活动作为旅游吸引物，构成旅游产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把大型活动作为旅游形象和地方形象的塑造者，提升城市和地方声誉；三是把大型活动作为促进旅游业和地方发展的动力，强化旅游和发展意识；四是把大型活动作为提升地方发展的催化剂，拉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这四个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最为城市政府看重的是第一个作用和最后一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大型活动可以带来很多的观众和游客，他们的消费可以为城市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型活动最直观、也是最显著的作用；最后一个作用，就是以大型活动需要接待这些数量庞大的、“爆炸性”的、“井喷式”到来的观众和游客为契机，建设相应的旅游设施、交通设施、服务设施和其他西关的基础设施，从而促进城市发展。因此，绝大部分类似的大型活动的举办城市都把这些大型活动当作城市发展的重要机遇，大搞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的昆明99世园会和2006年的沈阳“世园会”都给其承办城市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也正是许多城市热衷于申办大型会议特别是一些国际会议的核心原因。1999年的昆明世博会和2006年的沈阳园博会在提升城市知名度、加快城市建设等方面给承办城市带来了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效益。
　　“世园会”自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以来，目前已举办过30多届，被誉为经济领域的“奥林匹克”。它在为举办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城市形象，扩大了城市的国际影响，并在引发投资高潮、带动产业发展、拉动城市经济、促进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建设体系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由于“世园会”能给举办地带来巨大的国际影响和综合效益，吸引了世界上许多城市积极申办。在1999年前，“世园会”基本都是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举办，“99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是这个活动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也是20世纪我国承办的惟一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活动。
　　99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成功举办，让昆明声名鹊起。昆明的城市建设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博会结束后，中央领导对云南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将世博园整体保留并作为旅游景区景点；二是把世博园建成世界名园。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指示：把世博园打造成云南省旅游龙头骨干企业。
　　世博集团通过实施资产重组、结构调整、深化内部改革等一系列企业化改革措施，逐步建立起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立“一个核心，三个重点”的产业发展格局（即以旅游业为核心产业，以房地产、会展业、园艺花卉业为重点），成功地盘活了历届世博会中惟一完整保留的会址，创造了将大型国际博览会形成资产进行企业化运作并持续盈利的奇迹。
　　对于昆明世博会取得的成功，时任云南省政府秘书处长， 
兼任云南省政府世博会指挥部办公室第一副主任、现为云南世博集团总经理的赵云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99昆明世博会的成功得益于 
“99世博会、永久世博园”理念。在建设之初昆明就卓有远见地考虑到世博会结束后世博园的后续利用和世博集团的长远发展，控制了周边300亩预留地，待世博会结束后很快就将后续发展提上日程。为此，昆明世博集团还专门设立了世博园可持续发展和管理创新的课题。经过三年多的研究，最终成功地把世博园改制成为了一个上市的股份制公司，引进了五家战略合作伙伴，形成了一个有6家股东的股份制公司，且现已上市。几年来，云南世博集团探索出了一条立足于现实多元化盈利模式和可持续发展模式：一、做强做大以世博园为骨干企业的旅游产业版块。二、做大做强结合城市建设的生态房地产也。三、做强做大以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为基础的会展产业。四、做强做大以“世博园艺大世界”为龙头的园艺交易市场，使之成为中国西部及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服务最便捷的园艺产品贸易集散平台，并配之以万亩园艺示范基地—世博园艺大走廊项目，拉动了云南园林园艺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昆明破译了场馆设施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世界性的难题。
　　创造了奇迹，也留下了遗憾
　　这些大型活动在带给承办城市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后遗症”，也就是学术界所谓的“后会议效应”，或者“后奥运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后活动效应”是大型活动对城市发展和旅游业带来的短时性、超常规发展必然引起随之而来的规律，这是大型活动长期影响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举办表现是：随着大型活动的结束，紧随而来的是旅游人次的退缩、接待设施的空置、相关企业的盈利出现大幅度下降、相关行业出现恶性竞争，等等。“后活动效应”是大型活动具有的、较大的号召力只能在短时期内促进大型活动举办城市的发展和“井喷式”旅游这一共同特点所决定的。在奥运会发展历史上，即使悉尼奥运会这样被誉为“最成功”的奥运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后奥运现象”。在大型活动研究中，所谓的“后遗症”是一系列“后活动效应”（Post-event 
Effects，也翻译为“后事件效应”）的表现而已。昆明也出现了这样的症状：
　　——筹办中对后续发展考虑不周，表现为重建设，轻使用。
昆明世博会的场馆建设设施，用于会议展览当时是可以的。但是会议结束后，转为主题公园后，在使用功能方面就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因为所有的设施都是以会议展览型为基准的，而非旅游型的。两者在功能使用上是不完全一样的，比如园内旅游厕所、交通设施建设及旅游商品的开发等等，都不很适合旅游性质。这给后期改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后期改造过程中，昆明再次投入资金达1。5亿，与初建时相比，改造工程更是费时费力。
——星级饭店供过于求，后会议效应凸显。与世博会期间的热闹相比，会后的昆明星级饭店明显供过于求，以致出现了削价竞争等问题。后会议现象特征凸显。
　　——投资非理性。在场馆建设上，各地举办会展需要建设大量的场馆设施都出现一个普遍问题，既然钱不是自己掏，赔起来似乎也不心痛，投资显现非理性投资。昆明也存在着如此情况，只是盛宴期，间大量的客源给酒店业带来的短暂的繁荣，暂时掩盖住了这种投资的非理性。昆明世博会期间很多酒店的投资方是国有企业，甚至是政府部门通过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的，说得再透彻点，这些酒店就是政府部门的“三产”。
　　——场馆建设缺乏长远目光，对综合效益考虑欠缺。
　　昆明世博园由于当时缺乏经验，不少地方还是按照“一次性消费”来进行规划设计和功能布局的，如当时的国际室外展园，还有企业展园的建设，当时都是比较短期，世博园商业街是进了大门以后的左边一个坡上去，这种形式并非是旅游的必经之地。
　　2006年的沈阳园博会也获得了圆满成功，沈阳如愿以偿地实现世界给沈阳一个机会，沈阳给世界一个奇迹的梦想。
　　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总规划面积大约5平方公里，核心园区2。46平方公里，是历次“世园会”中占地规模最大的。当时参展国家近百个，观众人数达1200多万人次，各项经济收益非常可观，使沈阳市的城市建设提速了5年。
　　但是有也学者认为，沈阳世博园投入较大，但并未很好地形成产业带动效应，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出来，更多的时间它只是作为一个大型主题公园。
　　“后遗症”的成因
　　就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出现这些后遗症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有不断的动力，而大型活动作为一种非常规的活动，则为城市管理者“大兴土木”找到了动力。为了申办、筹办和举办大型活动，有关当局往往借机进行大量的、超常规的基本建设投资。这些资金的来源大体上包括大型活动本身的收入、上级政府的拨款和本地政府的财政投入等几个方面。由于这些投入所需资金数额巨大、投入时间集中，一般超过当地政府常规的财政预算。因此，政府往往通过挪用其它的建设资金或者提前使用未来年份的预算资金来解决。在大型活动本身的投入产出机制不完善、财务审计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好大喜功的“政绩”心态下，这种对资金的挪用和提前使用非常容易出现过度投入的问题。国外的理论研究表明：在大型活动决策的过程中，在城市决策集团（Policy 
Communities）之间相互制衡的情况下，城市政府往往通过公共权力的扩张来获取超常规的资金，如果引导不当，就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以及设施过剩的问题。昆明、沈阳也不例外。
　　如何避免“后会议效应”
　　对于如何避免后会议效应这个问题，国内外的经验表明：虽然大型活动的“后活动效应”很难避免，但是重复建设以及设施过剩等后遗症却是有办法降低其损失的。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途径是三个方面：
　　一是尽量少建新的设施，例如奥运会历史上所谓的“洛杉矶模式”，其特点就是直接用于比赛的场馆都是改建原有的体育设施，而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则没有任何新建设施；二是非建不可的设施要做好后续利用规划，如悉尼奥运会，在规划阶段就对奥运村的后续利用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考虑；三是不断申办、举办各种活动活动来提高设施的利用率，如昆明世博园，不断举办各种活动、节事，不仅增加景区吸引力，也提高了举办世博会而建的场馆的使用率。
　　赵云忠也谈了自己的观点：昆明世博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许2008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2011年的西园博会也会遇到。在活动举办期间，客流量肯定是很多，是不是按照最多的客流量来建宾馆和饭店，应当理性投资。美国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他就采用了学校的场馆来进行改造，来接待游客，我想接待旅游者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可以把我们的大中学校利用起来，因为奥运会时间不长，通常还是在8月分左右，可以充分利用大学、中学的一些校舍，学生的宿舍改造，可以采取部分达到水准的居民社区，现在国内居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而且中国人民热情友好。这种形式也是缓解高峰时期的一种形式。用民居的方式来接待海内外的游客，这样可以避免展期以后留下一片城市无法拆除的钢筋混泥土森林。
　　另外，尽最大可能获得企业赞助的机会，使场馆设施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的资助。大型会展活动的场馆设施，主要的景点、庭阁和大型的演出，应该是可以得到国内国际企业的赞助，世界上34个国家的室外展园，我国34个省市区（含港澳地区，台湾民间建设）国内室外展园和10多个企业展园得到了各国、各省区市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得到国内国际的企业赞助，将会增添大型会展活动的拓展性的营销能力，也是维护和发展重要的经费来源，对赞助企业来讲，树立企业的品牌，宣传企业新的产品可相得益彰，名利双收。
　　对于“后会议现象”，广州的理性值得借鉴。在2010亚运会整体规划上，广州未雨绸缪。2010年亚运会需要新建的5个赛场包括南沙的综合性新体育馆、沙滩排球馆，广州开发区的综合性体育馆，大学城的自行车赛场和白云新城的壁球馆。广州方面有关人士表示，广州与北京、上海有所不同的是，广州在2001年就制定了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亚运需要社会投入，广州并不会因为亚运的到来而盲目发展建设，从申办到现在，都是尽可能的合理利用资金。广州亚运新建亚运场馆的投资将不会超过20亿元。广州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尽可能对已有场馆进行改造利用，坚持场馆建设带动地区发展、场馆及配套设计与城市公共配套结合、亚运场馆与大众健身相结合，防止后奥运现象的出现。根据亚运会的要求，除了20亿元的体育场馆建设之外，广州市计划用2200亿元进行城市建设，完善交通、体育场馆和生态环境建设。
　　"广州的基础设施较好，但是也要面临一个问题--赛后利用。"赛后利用的设施除了这些体育的基础设施之外，前期在城市交通系统、下水道系统、能源供应商和通讯系统等大量的投入也是赛后利用的一个问题，这些都将对城市造成长久的影响。"比赛就那么20来天，哪怕工人停工、学生停课对国民经济也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赛前投下的巨资在赛后如何能够充分地利用和尽快地回收资本，则是最考人的。"广州对前车之鉴的认识是非常到位的。
纵观国内外大型活动方面的成败得失，2011年西安世园会有必要着重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搞好策划和规划，特别是做好观众和游客人数的科学预测，在此基础上，做好活动策划和场馆规规划，做好城市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规划；二是提前安排好园博会的运作和世博园的后续发展，从现有研究的结果来看：一届园博会能否获得成功，不仅仅应该看它为举办城市带来的基础设施增加和城市面貌的改变，更应该务实地重视园博会本身的盈利问题和园博会之后世博园的生存、经营和发展问题。千万别让大型活动成为遗憾的载体。